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·七十列传》解析

查阅典籍:《史记》——「史记·七十列传老子韩非列传」原文

这是一篇关于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重要传记。太史公将老庄申韩合为一传,代表了汉人对道家与法术家关系的重要看法。汉人直承晚周,认为老子之言“君人南面之术”,而庄子祖述老子。韩非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亦从法术家角度言“道德”之意。太史公作四人合传,在当时来说,确实是胸罗道德,纵横概括,指点评说,是一篇很有气魄的雄文,非大家不能。

然而,今天看来,太史公如此处理,也不尽妥当。老子书以无为而有为,多言有无之辩。诚如太史公所说:“李耳无为自化,清静自正”,“老子所贵道,虚无因应,变化于无为”,正是老子思想的核心。庄子书:“天道无为而自然”,“散道德,放论,要亦归之自然”。其思想体系虽本归于老子之言,但主要是进一步的发展。特别是庄子本人则纯是无为。申子言“术”,旨在“因术而授官,循名而责实,操生杀之柄,课群臣之能”(《韩非子·定法》),是一整套控驭臣下的统治术。韩子言“法”,是在申子“术”治基础上,参合商鞅的“法”治、慎到的“势”治,提出以“法”为中心的“法、术、势”三而一的统治术,都以处势为前提,他们的学说虽有联系,但主要是不同。

老子本传以“未知其然否”作结,诚为科学态度。虽然如此,本传仍记述了关于老子的重要资料,如“周守藏室之史”、“隐君子”等。

庄子亦一隐君子。隐君子则是对现实取不合作态度,虽然不是有力的反抗,却可以是强烈的不满。庄子之避世源于愤此。申、韩残酷少恩,而韩子尤甚。韩子书不胫而走,且为秦王所赞赏,原因无他,“兼并者高诈术”也。

韩子死秦狱中,于传后太史公録《说难》全文,可见痛惜之意。韩子善为文,思维严密,逻辑性强,论证有力,且语言犀利,锐不可当。《说难》可见其一斑。

老子者,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,姓李氏,名耳,字摐,周守藏室之史也。

孔子適周,将问礼於老子。老子曰:“子所言者,其人与骨皆已朽矣,独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时则驾,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吾闻之,良贾深藏若虚,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骄气与多欲,态色与淫志,是皆无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,若是而已。”孔子去,谓弟子曰:“鸟,吾知其能飞;鱼,吾知其能游;兽,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,游者可以为纶,飞者可以为矰。至於龙,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,其犹龙邪!”

老子脩道德,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。居周久之,见周之衰,乃遂去。至关,关令尹喜曰:“子将隐矣,彊为我著书。”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,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,莫知其所终。

或曰:老莱子亦楚人也,著书十五篇,言道家之用,与孔子同时云。

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,或言二百馀岁,以其脩道而养寿也。

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,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:“始秦与周合,合五百岁而离,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。”或曰儋即老子,或曰非也,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,隐君子也。

老子之子名宗,宗为魏将,封於段干。宗子注,注子宫,宫玄孙假,假仕於汉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,因家于齐焉。

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,儒学亦绌老子。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,岂谓是邪?李耳无为自化,清静自正。

庄子者,蒙人也,名周。周尝为蒙漆园吏,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其学无所不闚,然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书十馀万言,大抵率寓言也。作渔父、盗跖、胠箧,以诋訿孔子之徒,以明老子之术。畏累虚、亢桑子之属,皆空语无事实。然善属书离辞,指事类情,用剽剥儒、墨,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,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

楚威王闻庄周贤,使使厚币迎之,许以为相。庄周笑谓楚使者曰:“千金,重利;卿相,尊位也。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?养食之数岁,衣以文绣,以入大庙。当是之时,虽欲为孤豚,岂可得乎?子亟去,无污我。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,无为有国者所羁,终身不仕,以快吾志焉。”

申不害者,京人也,故郑之贱臣。学术以干韩昭侯,昭侯用为相。内脩政教,外应诸侯,十五年。终申子之身,国治兵彊,无侵韩者。

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。著书二篇,号曰申子。

韩非者,韩之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术之学,而其归本於黄老。非为人口吃,不能道说,而善著书。与李斯俱事荀卿,斯自以为不如非。

非见韩之削弱,数以书谏韩王,韩王不能用。於是韩非疾治国不务脩明其法制,执势以御其臣下,富国彊兵而以求人任贤,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实之上。以为儒者用文乱法,而侠者以武犯禁。宽则宠名誉之人,急则用介胄之士。今者所养非所用,所用非所养。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,观往者得失之变,故作孤愤、五蠹、内外储、说林、说难十馀万言。

然韩非知说之难,为说难书甚具,终死於秦,不能自脱。

说难曰:

凡说之难,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;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;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。凡说之难,在知所说之心,可以吾说当之。

所说出於为名高者也,而说之以厚利,则见下节而遇卑贱,必弃远矣。所说出於厚利者也。而说之以名高,则见无心而远事情,必不收矣。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,而说之以名高,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;若说之以厚利,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。此之不可不知也。

夫事以密成,语以泄败。未必其身泄之也,而语及其所匿之事,如是者身危。贵人有过端,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,则身危。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,说行而有功则德亡,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,如是者身危。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,说者与知焉,则身危。彼显有所出事,乃自以为也故,说者与知焉,则身危。彊之以其所必不为,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,身危。故曰:与之论大人,则以为间己;与之论细人,则以为粥权。论其所爱,则以为借资;论其所憎,则以为尝己。径省其辞,则不知而屈之;汎滥博文,则多而久之。顺事陈意,则曰怯懦而不尽;虑事广肆,则曰草野而倨侮。此说之难,不可不知也。

凡说之务,在知饰所说之所敬,而灭其所丑。彼自知其计,则毋以其失穷之;自勇其断,则毋以其敌怒之;自多其力,则毋以其难概之。规异事与同计,誉异人与同行者,则以饰之无伤也。有与同失者,则明饰其无失也。大忠无所拂悟,辞言无所击排,乃後申其辩知焉。此所以亲近不疑,知尽之难也。得旷日弥久,而周泽既渥,深计而不疑,交争而不罪,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,直指是非以饰其身,以此相持,此说之成也。

伊尹为庖,百里奚为虏,皆所由干其上也。故此二子者,皆圣人也,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,则非能仕之所设也。

宋有富人,天雨墙坏。其子曰“不筑且有盗”,其邻人之父亦云,暮而果大亡其财,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。昔者郑武公欲伐胡,乃以其子妻之。因问群臣曰:“吾欲用兵,谁可伐者?”关其思曰:“胡可伐。”乃戮关其思,曰:“胡,兄弟之国也,子言伐之,何也?”胡君闻之,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。郑人袭胡,取之。此二说者,其知皆当矣,然而甚者为戮,薄者见疑。非知之难也,处知则难矣。

昔者弥子瑕见爱於卫君。卫国之法,窃驾君车者罪至刖。既而弥子之母病,人闻,往夜告之,弥子矫驾君车而出。君闻之而贤之曰:“孝哉,为母之故而犯刖罪!”与君游果园,弥子食桃而甘,不尽而奉君。君曰:“爱我哉,忘其口而念我!”及弥子色衰而爱弛,得罪於君。君曰:“是尝矫驾吾车,又尝食我以其馀桃。”故弥子之行未变於初也,前见贤而後获罪者,爱憎之至变也。故有爱於主,则知当而加亲;见憎於主,则罪当而加疏。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後说之矣。

夫龙之为蟲也,可扰狎而骑也。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,人有婴之,则必杀人。人主亦有逆鳞,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,则几矣。

人或传其书至秦。秦王见孤愤、五蠹之书,曰:“嗟乎,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,死不恨矣!”李斯曰:“此韩非之所著书也。”秦因急攻韩。韩王始不用非,及急,乃遣非使秦。秦王悦之,未信用。李斯、姚贾害之,毁之曰:“韩非,韩之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诸侯,非终为韩不为秦,此人之情也。今王不用,久留而归之,此自遗患也,不如以过法诛之。”秦王以为然,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遗非药,使自杀。韩非欲自陈,不得见。秦王後悔之,使人赦之,非已死矣。

申子、韩子皆著书,传於後世,学者多有。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。

太史公曰:老子所贵道,虚无,因应变化於无为,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。庄子散道德,放论,要亦归之自然。申子卑卑,施之於名实。韩子引绳墨,切事情,明是非,其极惨礉少恩。皆原於道德之意,而老子深远矣。

伯阳立教,清净无为。道尊东鲁,迹窜西垂。庄蒙栩栩,申害卑卑。刑名有术,说难极知。悲彼周防,终亡李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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