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贞观政要·论杜谗邪·卷六》译文
查阅典籍：《贞观政要》——「贞观政要·卷六论杜谗邪」原文
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我考察前代的历史，发现凡是阿谀逢迎，搬弄是非的人，都是危害国家的败类。他们巧言令色，私结朋党。如果君主昏庸无能，就会被他们蒙蔽，忠义之臣就会受到排挤打击，蒙受不白之冤。所以兰花虽繁茂，却被秋风摧折；国君希望英明，却被献媚的小人迷惑。这样的事情在史书中不胜枚举。现在，我把在齐代、隋代年间我所知道的小人的奸邪行径，简略地说给你们听听。斛律明月，是齐朝的良将，他的声威令敌国闻风丧胆，周朝的人每年都要斫碎汾河上的冰，因为害怕齐朝的兵马西渡过来，把他们灭掉。后来斛律明月被孝征用谗言加害致死，周朝的人于是产生了吞齐的想法。隋代的高颎有治国的雄才大略，辅佐隋文帝成就了帝业，他参与朝政二十多年，天下得以安宁。后来隋文帝听信妇人的谗言，摒弃冷落他，最后，他被隋炀帝杀害，隋朝的国政也就开始衰败了。另外，隋太子杨勇指挥兵士，治理国家，达二十年之久，他早已是当仁不让的太子。可是，杨素欺骗君主，残害忠良，他到处散布谣言，说太子没有才能，于是隋文帝废掉了太子，隋朝灭亡的祸根也由此埋下。隋文帝混淆了嫡出与庶出，结果殃及了自身，江山社稷不久便拱手让人。古人说：‘世道混乱，那么谗言就会大行其道。’这话的确中肯。我常常想，应该防微杜渐，杜绝谗言的根源，只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或者自己不能觉悟。史书说：‘猛兽在山林中出没，野草不会被人采摘；忠正的臣子处于朝廷之中，奸邪小人只有偷偷谋划他们的诡计。’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啊。”魏徵说：“《礼记》上写道：‘对自己不能亲见的事情要谨慎，对自己不能耳闻的事情要警觉。’《诗经》说：‘要憎恶小人搬弄是非的嘴，那会搅乱四方邻邦。’另外孔子说，‘邪恶善辩的口才会使国家覆灭’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我发现，自古以来的帝王，如果被谗言蒙蔽，枉杀忠良，就必定国破家亡。因此，希望陛下要谨慎啊。”
贞观七年，唐太宗巡幸蒲州。蒲州刺史赵元楷督促当地百姓一律穿上黄纱单衣，在路边迎接拜谒，并大肆装饰官署，营建城楼雉堞用来献媚讨好。又偷偷地饲养了几百头羊、几千条鱼，准备馈送朝廷贵戚。唐太宗知道这事后，把他召来训斥道：“我巡察黄河，洛水一带，历经数州，大凡有什么需要，都由官府供给。但你却为此养羊养鱼，雕饰院宇，这是过去隋朝的坏习惯，如今不能再这么做了。你应该体会我的心意，把这套坏的作风改掉。”赵元楷过去在隋朝时就是个奸邪谄佞的官吏，所以唐太宗就讲这一番话来警戒他。赵元楷听后既羞愧又害怕，几天吃不下东西，很快就死了。
贞观十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太子的老师，自古以来就很难选择。周成王年幼时，以周公、召公为老师，他们都很贤明，使周成王成为一代仁君，天下获得太平。秦代的皇子胡亥，秦始皇很爱他，让赵高做他的师父，教授他刑法。胡亥篡位后，诛杀功臣，杀害亲戚，极其残暴，不久就败亡了。由此看来，一个人是善是恶，的确与他所处的环境、所受的影响有关。我二十左右就开始结交名士，可是交往深的，只有柴绍、窦诞等人，但是他们不具有孔子所说益友的三个条件：正直、宽厚、见多识广。我继位以来，治理国家虽然不及尧、舜圣明，但也不像三国吴主孙皓，北齐后主高纬那样的暴政。我没有受到亲近的人的影响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魏徵回答说：“智慧中等的人可以做善事，也可以做恶事，然而拥有上等智能的人是不会受到外界影响的。陛下顺应天意，平定战乱，救万民于水火之中，使天下太平，柴绍、窦诞这些人怎么能够损害陛下的圣德呢？但是经书上说得好：‘拒绝郑国的靡靡之音，远离挑拨是非的奸邪小人。’这些外在的影响，也不可不谨慎啊。”听后，唐太宗点头称是。
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上奏说：“监察御史陈师合上奏《拔士论》，说一个人的思考能力有限，不可以身兼数职。我认为，这是在议论我们这些大臣啊。”看过奏书，唐太宗对戴胄说：“我推行公正的治国原则，现在我重用房玄龄、杜如晦，并非考虑到他们是旧时的功臣，而是因为他们德才兼备的缘故。陈师合这个人胡乱议论朝政，其目的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。过去，蜀国后主刘禅昏庸孱弱，齐文宣王狂妄无理，然而国家却治理得井然有序，就是因为他们毫无疑心地任用了诸葛亮、杨遵彦这些良才的缘故。我现在任用杜如晦等大臣，也基于此。”于是，把陈师合流放到边远的地区。
贞观年间，唐太宗对房玄龄、杜如晦说：“我听说，自古以来的帝王，能够顺从天意，使天下获得太平，都必须依赖于大臣的辅佐。我希望众大臣广开言路，申明冤情，让我听到诤言。现在，所有上书提意见的人，大都是告发百官，意见非常繁多，让人无法定夺。我发现，历朝历代只要君王怀疑臣下，那么下面的意见就不会传达到朝廷上面，想要臣民们尽职尽忠，是不可能的。而无耻小人，专以诽谤他人为能事，破坏君臣之间的关系，这对国家是非常不利的。从今以后，凡有人上书揭发别人的小过失，应当以诽谤之罪论处。”
魏徵做秘书监的时候，有人告发他谋反。唐太宗非常气愤地说：“魏徵过去是我的敌人，但因为他对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，于是我就提拔任用他，现在怎么会传出他谋反的谗言呢？”结果唐太宗不询问魏徵，反而把告发者处以斩首之刑。
贞观十六年，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：“你负责撰写起居注的工作，近来你们记录我所做的事情是善还是恶呢？”褚遂良说：“朝廷专门设置了史官，君主一举一动都得记录下来。善的既然必须记，过失也一定不加隐瞒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我现在正在认真做三件事，也是希望史官没有我的过失可写。一是对照前代成功、失败的事实，作为鉴戒；二是任用品德良好的人，共同办好政事；三是斥退小人，不听信谗言。这三点我会坚持下去，始终不会改变。”
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朕观前代，谗佞之徒，皆国之蟊贼也。或巧言令色，朋党比周。若暗主庸君，莫不以之迷惑，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。故丛兰欲茂，秋风败之；王者欲明，谗人蔽之。此事著于史籍，不能具道。至如齐、隋间谗谮事，耳目所接者，略与公等言之。斛律明月，齐朝良将，威震敌国，周家每岁斫汾河冰，虑齐兵之西渡。及明月被祖孝征谗构伏诛，周人始有吞齐之意。高颎有经国大才，为隋文帝赞成霸业，知国政者二十余载，天下赖以安宁。文帝惟妇言是听，特令摈斥。及为炀帝所杀，刑政由是衰坏。又隋太子勇抚军监国，凡二十年间，固亦早有定分。杨素欺主罔上，贼害良善，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，逆乱之源，自此开矣。隋文既混淆嫡庶，竟祸及其身，社稷寻亦覆败。古人云‘世乱则谗胜’，诚非妄言。朕每防微杜渐，用绝谗构之端，犹恐心力所不至，或不能觉悟。前史云：‘猛兽处山林，藜藿为之不采；直臣立朝廷，奸邪为之寝谋。’此实朕所望于群公也。”魏征曰：“《礼》云：‘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’《诗》云‘恺悌君子，无信谗言。谗言罔极，交乱四国。’又孔子曰：‘恶利口之覆邦家’，盖为此也。臣尝观自古有国有家者，若曲受谗谮，妄害忠良，必宗庙丘墟，市朝霜露矣。愿陛下深慎之！”
贞观七年，太宗幸蒲州。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，迎谒路左，盛饰廨宇，修营楼雉以求媚；又潜饲羊百余口、鱼数千头，将馈贵戚。太宗知，召而数之曰：“朕巡省河、洛，经历数州，凡有所须，皆资官物。卿为饲羊养鱼，雕饰院宇，此乃亡隋弊俗，今不可复行。当识朕心，改旧态也。”以元楷在隋邪佞，故太宗发此言以戒之。元楷惭惧，数日不食而卒。
贞观十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太子保傅，古难其选。成王幼小，以周、召为保傅，左右皆贤，足以长仁，致理太平，称为圣主。及秦之胡亥，始皇所爱，赵高作傅，教以刑法。及其篡也，诛功臣，杀亲戚，酷烈不已，旋踵亦亡。以此而言，人之善恶，诚由近习。朕弱冠交游，惟柴绍、窦诞等，为人既非三益，及朕居兹宝位，经理天下，虽不及尧、舜之明，庶免乎孙皓、高纬之暴。以此而言，复不由染，何也？”魏征曰：“中人可与为善，可与为恶，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。陛下受命自天，平定寇乱，救万民之命，理致升平，岂绍、诞之徒能累圣德？但经云：‘放郑声，远佞人。’近习之间，尤宜深慎。”太宗曰：“善。”
尚书左仆射杜如晦奏言：“监察御史陈师合上《拔士论》，谓人之思虑有限，一人不可总知数职，以论臣等。”太宗谓戴胄曰：“朕以至公治天下，今任玄龄、如晦，非为勋旧，以其有才行也。此人妄事毁谤，止欲离间我君臣。昔蜀后主昏弱，齐文宣狂悖，然国称治者，以任诸葛亮、杨遵彦不猜之故也。朕今任如晦等，亦复如法。”于是，流陈师合于岭外。
贞观中，太宗谓房玄龄、杜如晦曰：“朕闻自古帝王上合天心，以致太平者，皆股肱之力。朕比开直言之路者，庶知冤屈，欲闻谏诤。所有上封事人，多告讦百官，细无可采。朕历选前王，但有君疑于臣，则下不能上达，欲求尽忠极虑，何可得哉？而无识之人，务行谗毁，交乱君臣，殊非益国。自今以后，有上书讦人小恶者，当以谗人之罪罪之。”
魏征为秘书监，有告征谋反者。太宗曰：“魏征，昔吾之雠，只以忠于所事，吾遂拔而用之，何乃妄生谗构？”竟不问征，遽斩所告者。
贞观十六年，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：“卿知起居，比来记我行事善恶？”遂良曰：“史官之设，君举必书。善既必书，过亦无隐。”太宗曰：“朕今勤行三事，亦望史官不书吾恶。一则鉴前代成败事，以为元龟；二则进用善人，共成政道；三则斥弃群小，不听谗言。吾能守之，终不转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