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战国策·武灵王平昼闲居·赵二》评析

查阅典籍:《战国策》——「战国策·赵二武灵王平昼闲居」原文

“有高世之功者,必负遗俗之累;有独知之虑者,必被庶人之怨”。与历史上的任何变法者一样,赵武灵王遭遇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,保守只在于人们的安于现状、不思进取和对未来的不安全感,大多数人愿意处在现实的安全状态之中,而对那些改变、破坏现有格局的人物必定非常的厌恶和痛恨。英雄之异于常人,在于克服了人们的这种短视和惰性,看到了未来的机遇和危机,高瞻远瞩、谋求未来的安全和发展。所以作为英雄,是“论至德者,不和于俗;成大功者,不谋于众”类型的人物。如果安于现状、思维和行动受外界环境之制约,那么也就只能沦为庸众而不自拔、与英雄豪杰无涉了。

“古今不同俗,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袭,何礼之循?”赵武灵王不仅有雄才大略,而且口才出众、雄辩滔滔、善于析事明理。就如何看待礼法,他提出礼法的目的只是“利其民而厚其国”,古代圣人只是“因其事而制礼”,他向那些反对派指出任何礼法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,没有亘古不变的礼法。礼法的作用也是有条件的,因而也是有限的。“乡异而用变”“事异而处易”,礼法有必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改变。赵武灵王不仅阐明了针对礼法的道理和原则,而且通过对形势的分析,指出变法的迫切性。他首先阐明赵国的周边形势和周边国家军事力量的特点,然后阐述赵国面对这些国际形势的应对策略,让人觉得以赵国当时的状况是难以应付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的,因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必须变革礼法、改革军制的愿望,这样,“胡服骑射”的变革观念也就自然地进入到听者的头脑里。

武灵王平昼闲居, 肥义侍坐,曰:“王虑世事之变,权甲兵之用,念简、襄之迹,计胡、狄之利乎?”王曰:“嗣立不忘先德,君之道也;错质务明主之长,臣之论也。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,动有明古先世之功。为人臣者,穷有弟长辞让之节,通有补民益主之业。此两者,君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继襄主之业,启胡、翟之乡,而卒世不见也。敌弱者,用力少而功多,可以无尽百姓之劳,而享往古之勋。夫有高世之功者,必负遗俗之累;有独知之虑者,必被庶人之恐。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,而世必议寡人矣。”

肥义曰:“臣闻之,疑事无功,疑行无名。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,殆毋顾天下之议矣。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,成大功者不谋于众。昔舞有苗,而禹袒入裸国,非以养欲而乐志也,欲以论德而要功也。愚者暗于成事,智者见于未萌,王其遂行之。”王曰:“寡人非疑胡服也,吾恐天下笑之。狂夫之乐,知者哀焉;愚者之笑,贤者戚焉。世有顺我者,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。虽敺世以笑我,胡地中山吾必有之。”

王遂胡服。使王孙緤告公子成曰:“寡人胡服,且将以朝,亦欲叔之服之也。家听于亲,国听于君,古今之公行也。子不反亲,臣不逆主,先王之通谊也。今寡人作教易服,而叔不服,吾恐天下议之也。夫制国有常,而利民为本;从政有经,而令行为上。故明德在于论贱,行政在于信贵。今胡服之意,非以养欲而乐志也。事有所出,功有所止。事成功立,然后德且见也。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,以辅公叔之议。且寡人闻之,事利国者行无邪,因贵戚者名不累。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,以成胡服之功。使緤谒之叔,请服焉。”

公子成再拜曰:“臣固闻王之胡服也,不佞寝疾,不能趋走,是以不先进。王今命之,臣固敢竭其愚忠。臣闻之:中国者,聪明叡知之所居也,万物财用之所聚也,贤圣之所教也。仁义之所施也,诗书礼乐之所用也,异敏技艺之所试也,远方之所观赴也,蛮夷之所义行也。今王释此,而袭远方之服,变古之教,易古之道,逆人之心,畔学者,离中国,臣愿大王图之。”

使者报王。王曰:“吾固闻叔之病也。”即之公叔成家,自请之曰:“夫服者,所以便用也;礼者,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,因其事而制礼,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。被发文身,错臂左衽,瓯越之民也。黑齿雕题,鯷冠秫缝,大吴之国也。礼服不同,其便一也。是以乡异而用变,事异而礼易。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,不一其用;果可以便其事,不同其礼。儒者一师而礼异,中国同俗而教离,又况山谷之便乎?故去就之变,知者不能一;远近之服,贤圣不能同。穷乡多异,曲学多辨。不知而不疑,异于己而不非者,公于求善也。今卿之所言者,俗也。吾之所言者,所以制俗也。今吾国东有河、薄洛之水,与齐、中山同之,而无舟楫之用。自常山以至代、上党,东有燕、东胡之境,西有楼烦、秦、韩之边,而无骑射之备。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,求水居之民,以守河、薄洛之水;变服骑射,以备其参胡、楼烦、秦、韩之边。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,以及上党,而襄王兼戎取代,以攘诸胡,此愚知之所明也。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,侵掠吾地,系累吾民,引水围鄗,非社稷之神灵,即鄗几不守。先王忿之,其怨未能报也。今骑射之服,近可以备上党之形,远可以报中山之怨。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、襄之意,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,非寡人所望于子!”

公子成再拜稽首曰:“臣愚不达于王之议,敢道世俗之间。今欲断简、襄之意,以顺先王之志,臣敢不听令。”再拜,乃赐胡服。

赵文进谏曰:“农夫劳而君子养焉,政之经也。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,教之道也。臣无隐忠,君无蔽言,国之禄也。臣虽愚,愿竭其忠。”王曰:“虑无恶扰,忠无过罪,子其言乎。”赵文曰:“当世辅俗,古之道也。衣服有常,礼之制也。修法无愆,民之职也。三者,先圣之所以教。今君释此,而袭远方之服,变教之古,易古之道,故臣愿王之图之。”

王曰:“子言世俗之间。常民溺于习俗,学者沉于所闻。此两者,所以成官而顺政也,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。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,五伯不同教而政。知者作教,而愚者制焉。贤者议俗,不肖者拘焉。夫制于服之民。不足与论心;拘于俗之众,不足与致意。故势与俗化,而礼与变俱,圣人之道也。承教而动,循法无私,民之职也。知学之人,能与闻迁,达于礼之变,能与时化。故为己者不待人,制今者不法古,子其释之。”

赵造谏曰:“隐忠不竭,奸之属也。以私诬国,贼之类也。犯奸者身死,贱国者族宗。反此两者,先圣之明刑,臣下之大罪也。臣虽愚,愿尽其忠,无遁其死。”王日:“竭意不讳,忠也。上无蔽言,明也。忠不辟危,明不距人。子其言乎。”

赵造曰:“臣闻之,圣人不易民而教,知者不变俗而动。因民而教者,不劳而成功;据俗而动者,虑径而易见也。今王易初不循俗,胡服不顾世,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。且服奇者志淫,俗辟者乱民。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,中国不近蛮夷之行,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。且循法无过,修礼无邪,臣愿王之图之。”

王曰:“古今不同俗,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袭,何礼之循?宓戏、神农教而不诛,黄帝、尧、舜诛而不怒。及至三王,观时而制法,因事而制礼,法度制令,各顺其宜;衣服器械,各便其用。故礼世不必一其道,便国不必法古。圣人之兴也,不相袭而王。夏、殷之衰也,不易礼而灭。然则反古未可非,而循礼未足多也。且服奇而志淫,是邹、鲁无奇行也;俗辟而民易,是吴、越无俊民也。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,便事之谓教,进退之谓节,衣服之制,所以齐常民,非所以论贤者也。故圣与俗流,贤与变俱。谚曰:‘以书为御者,不尽于马之情。以古制今者,不达于事之变。’故循法之功,不足以高世;法古之学,不足以制今。子其勿反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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