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墨子·37章 非命(下)》译文及注释
查阅典籍：《墨子》——「墨子·37章 非命(下)」原文
译文墨子说：“凡发表言论，则不能不先立标准再说。如不先立标准就说，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。我认为虽有早、晚的区分，但必然终究得不到一个确定的时间。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。”
什么是三条标准？答道：有考察的，有本原的，有实践的。怎么考察呢？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；怎么推求本原呢？要推求众人听见所闻的实情；怎么付诸实践呢？于治国中当作政令，观察万民来评论它。这就是三条标准。
所以古时候三代的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，刚主持天下政事时，说：必举拔孝子而鼓励侍奉双亲，尊重贤良而教导人们做善事。所以公布政令实施教育，奖赏善良惩罚凶暴。认为这样，混乱的天下，将可以得到治理；危险的社稷将可得到安宁。如果认为不是这样，古时桀时的混乱，汤治理了；纣时的混乱，武王治理了。那个时候，世界、人民都没有改变，君王改变了政务而人民改变了风俗。在桀、纣那里则天下混乱，在汤武那里则天下治理。天下得到治理是汤武的功劳；天下的混乱是桀纣的罪过。如以此来看，所谓安、危、治理、混乱，在于君上的施政；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有命呢？所以古时禹汤文武刚开始在天下执政时，说：必须使饥饿的人能吃上饭，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，劳作的人能够休息，混乱的得到治理。这样他们获得了天下人的赞誉和好评。怎能认为是命呢？应该认为是他们的努力啊。现在贤良的人，尊重贤人而喜好治国的道理方法，所以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，下面得到万民的称誉，这就得到天下人的称誉好评。怎能认为是他们的命呢？也是他们的努力啊！
然而今天主张“有命”的人，不知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呢？还是
从前三代的凶暴无能的人呢？如从他们的言论来看，则必定不是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，一定是凶暴无能的人。
然而今天以为有命的人，从前三代暴君桀、纣、幽、厉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于那时不改正声色的欲望，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。在外驱车打猎射鸟，在内耽于酒和音乐，而不顾他的国家百姓的政事；过多地作无用的事，残暴地对待百姓，于是失去了国家。他们不这样说：“我疲沓无能，我不努力地听狱治国。”一定说：“我命里本来就要失国。”即使是三代疲沓无能的百姓，也是这样。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君长，很嫌恶恭敬俭朴而喜好简慢粗陋，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，衣食财物不足，所以自身有饥寒冻馁的忧患。他们不这样说：“我疲沓无能，不能努力地劳作。”也说：“我命里本来就穷。”从前三代的虚伪的人也是这样。
古时暴君编造这些话，穷人复述这些话。这些都是惑乱百姓、愚弄朴实的人，先代圣王对此感到忧虑，在前世就有了。所以写在竹帛上，刻在金石上，雕在盘盂上，流传给后世子孙。说：哪些书有这些话？禹时《总德》上有，说：“诚信不到达天帝，就不会保佑下民。既然放纵自己的凶恶的心意，天帝将会惩罚的。不谨慎而丧失了德，天命怎会保佑呢？”《仲虺之告》说：“我听说夏人假造天命颁布于世，上帝痛恨他，因此使他丧失了军队。”他无中生有，所以叫假造；如本来就有而说有，怎么是假造呢？从前桀主张“有命”行事，汤作《仲虺之告》以批驳他。《太誓》中太子发说：“啊呀君子！天有大德，它的所为非常显明。可以借鉴的不太远，殷王就是：说人有命，说不必恭敬；说祭祀没有好处，说凶暴没有害处。上帝不保佑，九州都亡灭了。上帝不顺心，给他降下灭亡的灾难。只有我周朝，接受了商的天下。”从前纣主张“有命”而行事，武王作《太誓》太子发反驳他。说，你为什么不向上考察商、周、虞、夏的史料，从十简之篇以上都没有命的记载，将怎么样呢？
所以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君子写文章。发表谈话，并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劳，使其嘴唇利索，内心实在是想为了国家、邑里、万民的刑法政务。”现在的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，晚退朝，听狱治政，整日分配职事而不敢倦怠，是为什么呢？答道：他认为努力必能治理，不努力就要混乱；努力必能安宁，不努力就要危险，所以不敢倦怠。现在的卿大夫之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，竭尽全部智慧，于内治理官府，于外征收关市、山林、泽梁的税，以充实官府，而不敢倦怠，是为什么呢？答道：他以为努力必能高贵，不努力就会低贱；努力必能荣耀，不努力就会屈辱，所以不敢倦怠。现在的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，努力从事耕种、植树、种菜，多聚豆子和粟，而不敢倦怠，为什么呢？答道：他以为努力必能富裕，不努力就会贫穷；努力必能吃饱，不努力就要饥饿，所以不敢倦怠，现在的妇人之所以早起夜睡，努力纺纱、绩麻、织布，多多料理麻、丝、葛、苎麻，而不敢倦怠，为什么呢？答道：她以为努力必能富裕，不努力就会贫穷；努力必能温暖，不努力就会寒冷，所以不敢倦怠。现在的王公大人若确信“有命”，并如此去做，则必懒于听狱治政，卿大夫必懒于治理官府，农夫必懒于耕田、植树、种菜，妇人必懒于纺纱、绩麻、织布。王公大人懒于听狱治国，卿大夫懒于治理官府，则我认为天下一定会混乱，农夫懒于耕田、植树、种菜，妇人懒于纺纱、绩麻、织布，则我认为天下衣食财物，一定会不足。如果以此来治理天下，向上侍奉天帝、鬼神，天帝、鬼神必不依从；对下以此来养育百姓，百姓没有得到
利益，必定要离开不能被使用。这样于内守国则不牢固，出去杀敌则不会胜利。所以从前三代暴君、桀、纣、幽、厉之所以国家灭亡，社稷倾覆的原因，就在这里啊。
所以墨子说：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，内心确实希望为天下谋利，为天下除害，面对‘有命’论者的话，不可不努力批驳它。说道：命，是暴君所捏造，穷人所传播，不是仁人的话。今天行仁义之道的人，将不可不仔细辨别而努力反对它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
注释（1）此篇与《非命上》意同。（2）辩：通“辨”。（3）请：通“情”。（4）此句中“不而”当为“而不”。（5）术：通“述”。（6）允：诚实。惟：于。（7）防：此处为“放”。星：当为“心”。（8）增：此处当为“憎”。（9）于去发：当为“太子发”。（10）恶乎：发语词。（11）帝：当作“商”。（12）虽毋：发语词。蒉：当作“实”。（13）使：依王念孙说为“从”意。（14）共：依王念孙说当为“失”。抎：抛弃、坠落。
子墨子言曰：凡出言谈，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。若不先立仪而言，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，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，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，是故言有三法。
何谓三法？曰：有考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恶乎考之？考先圣大王之事；恶乎原之？察众之耳目之请；恶乎用之？发而为政乎国，察万民而观之。此谓三法也。
故昔者三代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方为政乎天下之时，曰：“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，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。”是故出政施教，赏善罚暴。且以为若此，则天下之乱也，将属可得而治也；社稷之危也，将属可得而定也。若以为不然，昔桀之所乱，汤治之；纣之所乱，武王治之。当此之时，世不渝而民不易，上变政而民改俗。存乎桀、纣而天下乱，存乎汤武而天下治。天下之治也，汤、武之力也；天下之乱也，桀、纣之罪也。若以此观之，夫安危治乱，存乎上之为政也，则夫岂可谓有命哉？故昔者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方为政乎天下之时，曰：“必使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劳者得息，乱者得治。”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。夫岂可以为命哉！故以为其力也。今贤良之人，尊贤而好功道术，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，下得其万民之誉，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。亦岂以为其命哉？又以为力也。
然今夫有命者，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？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？若以说观之，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，必暴不肖人也。
然今以命为有者。昔三代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，而从其心意之辟，外之驱骋田猎毕弋，内湛于酒乐，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，繁为无用，暴逆百姓，遂失其宗庙。其言不曰吾罢不肖，吾听治不强，必曰吾命固将失之。虽三代罢不肖之民，亦犹此也。不能善事亲戚、君长，甚恶恭俭而妤简易，贪饮食而惰从事，衣食之财不足，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，其言不曰吾罢不肖，吾从事不强，又曰吾命固将穷。昔三代伪民，亦犹此也。
昔者暴王作之，穷人术之，此皆疑众迟朴。先圣王之患之也，固在前矣，是以书之竹帛，镂之金石，琢之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。曰：“何书焉存？”禹之《总德》有之曰：“允不著惟天，民不而葆。既防凶星，天加之咎，不慎厥德，天命焉葆？”《仲虺之告》曰：“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，帝式是增，用爽厥师。”彼用无为有，故谓矫；若有而谓有，夫岂为矫哉！昔者桀执有命而行，汤为《仲虺之告》以非之。《太誓》之言也，于去发曰：“恶乎君子！天有显德，其行甚章。为鉴不远，在彼殷王。谓人有命，谓敬不可行，谓祭无益，谓暴无伤。上帝不常，九有以亡；上帝不顺，祝降其丧。惟我有周，受之大帝。”昔纣执有命而行，武王为《太誓》去发以非之。曰：子胡不尚考之乎商、周、虞、夏之记？从十简之篇以尚，皆无之，将何若者也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