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孟子·第九节·滕文公章句下》读解
查阅典籍：《孟子》——「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下第九节」原文
“禹掘地而注之海，驱蛇龙而放之菹；……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。”“周公相武王，诛纣伐奄；三年讨其君，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；灭国者五十。驱虎、豹、犀、象而远之：天下大悦。”是为民的价值观，而“尧、舜既没，圣人之道衰，暴君代作；坏宫室以为污池，民无所安息；弃田以为园囿，使民不得衣食；邪说暴行又作；园囿、污池、沛泽多而禽兽至。及纣之身，天下又大乱。”这是后来的暴君为一己之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“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；”这又是孟子所反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因为孟子认为，既然人是要群聚而居的，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搞好，不能因为自己的享乐而剥削和压迫别人，如果人人都为自己而活着，那天下就等于没有了领导和管理人民的统治者。如果没有内外亲疏之分，人人兼爱，那就等于不承认自己有父母。所以他说：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；周公兼夷狄，驱猛兽而百姓宁；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”统治者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，就首先应为人民大众的生活考虑，使民能安居乐业，才不负众望，人类社会才能成为安定的社会。这是孟子的思想苦恼之处，一方面他提倡“恒产论”，即人人有私有的恒产，但私有制的发展却超乎他的想象，每人都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他人，这又使得孟子苦恼不已。因为仅仅提倡先古圣人的不为私，公天下，很少有人能做到，所以下面紧接着讨论了不为一己之私的廉洁问题。
公都子曰：“外人皆称夫子好辩，敢问何也？”
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当尧之时，水逆行泛滥于中国，蛇龙居之，民无所定，下者为巢，上者为营窟。书曰：‘洚水警余。’洚水者，洪水也。使禹治之。禹掘地而注之海，驱蛇龙而放之菹，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险阻既远，鸟兽之害人者消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。
尧舜既没，圣人之道衰，暴君代作，坏宫室以为污池，民无所安息，弃田以为园囿，使民不得衣食，邪说暴行又作，园囿污池，沛泽多而禽兽至，及纣之身，天下又大乱。周公相武王，诛纣伐奄，三年讨其君，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，灭国者五十，驱虎豹犀象而远之，天下大悦。书曰：‘丕显哉，文王谟，丕承哉，武王烈，佑启我后人，咸以正无缺。’
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春秋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，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；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。’
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墨翟之言，盈天下，天下之言，不归杨则归墨。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。是禽兽也。公明仪曰：‘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’杨墨之道不怠，孔子之道不着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吾为此惧。闲先圣之道，距杨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，不得作，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，作于其事，害于其政，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
昔者禹抑洪水，而天下平；周公兼夷狄，驱猛兽，而百姓宁；孔子成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诗云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，则莫我敢承。’无父无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跛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。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能言距杨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